经济学家哈罗德、多玛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股票配资如何申请,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以及资本产出比密切相关,而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实际增长率必须与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投资者集体意愿投资水平决定的增长率)、经济自然增长率(实现持续充分就业所需的增长率)同时相等,并进而认为,这三个增长率全部相等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经济剧烈波动的过程。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理论有一定参考价值。一国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应尽量使这三个增长率相等或大致相等。
投资者集体意愿投资水平与投资者群体的信心与预期密切相关。在经济周期当中,复苏最早的信号之一为股市上涨。股市上涨能为投资者带来信心和正向预期,刺激投资者扩大投资。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很重要,因为房地产产业的带动效应强。经济学者伯恩斯指出,住房对经济的短期波动不敏感,住房的供给过剩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会被察觉。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时期,投资者一般会忽视房地产的风险,这种滞后反应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事后稳定房地产的关键在于稳定房地产的需求,而影响房地产需求的有诸多重要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为人口净增长率。从美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看,其房地产繁荣的时期都是欧洲移民大量流入的时期。自2002年到2022年这20年,中国一线城市房地产的繁荣与其人口大规模增加高度相关。日本1991年房地产崩盘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30年的萧条,生育率受到较大影响,而人口净增长率的降低、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又影响到住房需求,这就形成一种负向循环。中国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着力点应放在稳定房地产需求上,其中包括提高国民生育率。
能增强投资者信心和进一步提升投资者正向预期的机制还有新型消费需求的增加、出口需求的扩大、重大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等。当各种积极事件积累到一定程度,投资者集体意愿投资水平会得到提高,由此决定的投资率也会提高。羊群行为是群体行动中的典型现象,提高示范人的投资意愿很重要。示范人主要包括具有很强实力、很大影响力的企业、个人以及公共单位。中国经济出现长期向好的积极信号已越来越多,如新能源汽车销售量持续大规模增加、DeepSeek问世等,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大有裨益。
提高经济自然增长率的核心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出发点为通过稳定就业达到稳定经济增长,反凯恩斯主义的“旗手”费里德曼尽管坚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主张,但仍然认为政府提供给居民最重要的福利为就业。反映经济波动的核心指标之一为就业率的波动。实现充分就业,依赖于投资需求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自然增长率从属于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和投入,该理论隐含的一个重要前提为储蓄能自动转化为投资,而事实的情况为,有时储蓄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投资。经济波动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就在于此。要实现储蓄转化为投资与投资者预期、投资机会以及政策导向等密切相关。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表现可以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首先,居民消费力很重要,是解决生产过剩的关键。整个80年代,美国GDP与居民消费为正相关。从表面上看,一国生产过剩为总量问题,但其实质为结构性问题。优化供给结构和推动消费升级对解决供需平衡非常重要。在居民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应对居民收入弹性大的消费品进行补贴,应对过剩性严重的消费品进行补贴。其次,稳定提高全民性收入是保障消费力持续性的关键。美国自1982到1986年依靠旺盛的居民消费需求,经济实现了稳定增长。但这几年美国居民收入并未实现高增长,所以,自1987年到1990年具有代表性的消费性居民住房支出为负增长,其他消费支出也并不再如20世纪80年代前面4年到5年表现那么好。再次,投资力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自1982年至1990年,非住房固定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表现完全一致,投资增长率高的时期,GDP增长率就高,比如,自1987年至1990年美国投资增长率呈递减状态,GDP增长率也呈递减状态。
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应注重经济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经济自然增长率的同时相等,应注意投资率、消费率、就业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平衡。中国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潮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正确方向,也是必然方向。积极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会影响到一部分就业,但从历次技术革命的结果看,尽管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造成较大影响,但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新的更多的产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在转换期为受影响的就业者提供转岗培训,应尽量为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应尽量为其提供过渡期的社会福利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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